云南的焦虑
云南阳宗海遭砷污染，水质降为劣五类。
滇池没了，阳宗海也没了。
知情人士称，云南党政高层对阳宗海污染事件异常愤怒。截止10月22日，云南对昆明、玉溪两市26名涉及阳宗海砷污染的相关政府官员实施行政问责，其中免职12人。玉溪市政府透过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而该次异常激烈的整饬背后是该省湖泊接连失守，直接危及到城市供水安全，高层需要敲打官员系统。
昆明曾有高原水乡之称，除了城外的滇池，城内还有盘龙江、大观河、明通河、船房河等多条河流和翠湖、莲花池等小型湖泊。
上世纪50年代，昆明160万人口尚可依靠地下水维持日常生计。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污染，
80年代后期以来，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滇池每日向昆明城区供水数十万吨。但好景不长。上世纪80年代，昆明滇池流域西山、安宁、晋宁等工业重镇蓬勃发展，直接危机滇池。以1989年的数据为例，当年进入滇池的污染物包括化学耗氧量14837吨、总氮3695吨、总磷358吨。90年代后期以来，夏天的滇池经常爆发蓝藻危机。浓绿如油漆的滇池水，让人望而生畏。
严重的富营养化、大量化工污染物的沉积令滇池变成一个积重难返的天然化粪池，无法继续为昆明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大量化工污染物的沉积令滇池变成一个积重难返的天然化粪池。
1993年，云南省委、省政府为缓解滇池污染，开始谋求调取外围水源置换滇池水体。这个设想拉开了昆明向周边地区取水的宏大序幕。昆明开始了掌鸠河引水工程，并于2007年3月建成通水。
但是，这个历时10年、投资近40亿的浩大工程，并不能为昆明带来一劳永逸的水源。随着昆明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人口大规模增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水资源的消耗，昆明的用水量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到2020年，掌鸠河工程供水能力将大幅萎缩，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这座曾经拥有“水城”之称的城市，不得不又开始寻觅新的水源，并将寻水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从金沙江虎跳峡调水入昆是其中的一个方案。设想中的引水渠道将途经大理、楚雄等地州，耗资巨大。除此之外，引水济昆的方案还包括将金沙江支流——牛栏江水拦截，引至昆明等一系列方案。
有批评称，近在咫尺的水无法饮用，昆明总在不停地四处找水，然后将其污染，形成恶性循环。
而距离昆明30公里的阳宗海一直是昆明市宜良县、玉溪市澄江县的水源地之一，也是昆明人继滇池之后的一个心灵家园。像其他湖泊一样，阳宗海也走完了“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鱼虾绝代”这一段故事。
如今，云南对全球招标，试图得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将阳宗海恢复三类水质，专家们称该湖的地质结构等特点决定它的复生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008年9月，云南公布的一份最新的环境水质月报称，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中，除了早被污染的滇池外，阳宗海、星云湖、杞麓湖三大湖泊水质已呈劣V类，属中度富营养化湖泊，异龙湖因总氮污染，呈轻度富营养化。
危险的城市供水
为水煎熬的城市不止是昆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称，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导致中国越来月多地区出现严重干旱。2005年底，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有136个缺水情况严重。
2008年7月，中国北方城市郑州准备投资13亿元向洛阳的陆浑水库调水，遭到民众广泛指责。郑州无法制止对西流湖的污染，昔日郑州的“大水缸”变成了一个臭水湖。郑州市水利部门对郑州市5条主要河道的7个河段的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这些河道没有一处可以作为饮用水源。
专家们称，水质污染加剧、突发水污染已经深刻危及中国城市供水安全，应令国家足够警惕。
云南和河南是中国众多依赖江河湖泊来实现城市供水的省份之一，但这种靠天吃水的江河取水模式变得越来越脆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称，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导致中国越来越多地区出现严重干旱。2005年底，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有136个缺水情况严重。2008年10月，湖南湘江水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位，确保用水供应成为了长沙市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2007年，湖南长沙市出现特大干旱。
去年此时的特大干旱令湘江枯竭，造成湖南8万多人饮水困难。
除了季节性枯竭之外，这些江河基本上都在经受着巨大的污染——中国实现工业化以来，耗水巨大的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工业纷纷选择建立在长江、黄河、辽河、淮河等7大流域周边，持续污染该些江河。
污染成黄河水源匮乏主因。
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持续不断报道各地江河污染的恶性案件。相关数据表明：从2001年至2004年，中国共发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每天2到3起。2005年，松花江污染令当时的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中央对官员的敲打未能阻止江河的继续污染。2006年，环保系统对中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检测显示，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Ⅳ、Ⅴ类占28%，劣Ⅴ类占26%，素有三大湖之称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质均为劣Ⅴ类。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用于灌溉。
而当年水污染事故占到中国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2007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蓝藻接连暴发，被视为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的标志。同年，贵州省环保局发布《2006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贵州境内主要的８个湖（库）中绝大部分水质已经遭受严重污染，其中有三个水库是贵阳等中心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
在缺乏江河的中国北方城市，地下水成为首选水源，执行“地下取水模式”。中国现在有400多个城市开采地下水，其中华北、西北城市利用地下水的比例分别高达72%和66%。
人口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加剧对地下水的不合理开发，已经引发了地下水超采漏斗、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一系列问题。截止2006年，山东省沿海地区海咸水入侵总面积已达1173平方公里，受害土地面积达14.78万公顷。
2006年7月，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警告说，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共２６个大中城市的海河流域因为大范围超采地下水，已引发200多条地裂缝，其中最长的一条长达８公里。国家不得不收紧对地下水的开采，逐渐关闭采水井。
此外，城市里的生活污水对地下水构成新一轮的污染。
原环保总局提供2006年度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突出，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为42.55%，在参加考量的595个城市中，有200个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
2006 年，中国完成的最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显示，中国浅层地下水资源污染比较普遍，全国浅层地下水约有半数地区遭到一定程度污染。
一些既无江河湖泊，又不能取得足够地下水的北方城市不得不转而寻求远程调水。 1981年8月，北京密云水库不能再向天津调水，面临水源断绝的天津不得不准备分批停产，甚至紧急疏散人口。中央政府派出一副总理坐镇协调，耗时两年历尽艰辛把滦河水引到天津。
2002年，中国政府启动全球最庞大的水利工程，计划总投资5000亿元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
有评论称，这种远程调水模式成本极其高昂，更需要中央政府强力协调组织，无法被其他一般缺乏城市效仿。
国家或可统筹水资源
中国城市供水主要从地表的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然后在各自供水水厂实现一系列净化——先沉淀，通过一系列过滤网滤去较大的固体颗粒，再加入可以吸附水中其他颗粒的化学物，最后用氯杀死水中的致病微生物，最后分配家庭。
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20世纪中叶，中国水体开始受到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化学污染，污染物主要是重金属铅、汞、铬以及氰化物、氟化物、亚硝酸盐等无机物。但如今，工业污染排放、化肥农药等农业污染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污水形成的有机污染是饮用水最大的安全隐患。
2005年上半年，建设部专项调查包括所有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的45个城市，发现这些城市水源都存在有机污染，污染比较严重的有长江中下游、东部沿海以及东北三省。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版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主要饮用水源均检测出上百种有机化合物：松花江吉林段测出317种，福建闽江100多种，武汉东湖102种，黄浦江更是达到700多种。而有机物在水中残留时间长，多数不易被降解，很多还是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
中国的净水体系对无机物和有机物质的污染曾经一度视而不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鄂学礼说，中国目前90％的水厂无法对化学污染，诸如农药、杀虫剂、合成洗涤剂、重金属、各种有机和无机化合物及其他有害毒素进行深度处理。而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机物与慢性疾病显著相关，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中国媒体每个月都在讲述各地河流边上癌症者的痛苦故事。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是最基本的权利。2007年7月起，中国才开始实施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水质检测指标增加了71项，其中48项是针对工业化对水的有机污染，诸如农药、环境激素和持久性化合物等。但来自建设部的消息称，仅对新标准列出的106项指标做一次全面的检测就需要花费2万多元。中国660多个设市城市的3000多家水厂中能完全执行106项检测的，“绝对不会超过10家；即使能检测42个强制项目的，也只有不到15%；另有约51%的企业更是根本没有检测能力”。
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将新标准106项指标中的64项分列为非常规指标，交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决定该些指标的实施项目和日期。
但水源的污染对一个地区的毁损显而易见，并妨碍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来拯救垂死的河流——2007年，湖南宣称投入174亿元治理湘江的化工污染。之前的多年，该省未能有效约束衡阳、株洲等沿岸化工企业对湘江肆意排放污水，导致湘江水质下降，无法为庞大的湘江流域城市群提供足够、安全的饮水。
有环保部高层官员警告说，水资源恶化趋势远远比人们想象来得快。如果不能更有效治理，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里，可以发现中国正在筹集更巨大的力量来尝试解决饮水的问题。相关文件显示，中央政府在“十一五”期间计划投入3000亿元来改造中国城市的污水处理体系提高水的循环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对净水的索取。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编制《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2006-2020）》，提出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复生态等一揽子计划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还将建立一整套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水量、供水水质和卫生监督监测体系，全过程监测饮用水安全。
当年年底，中国启动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建立五大国家级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开展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监测，为国家制定有效的干预对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水务属于公用事业，由政府定价的自来水价格始终偏低，有的城市甚至十年未上调过水价。自2008年4月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三部委相继暗示或将提高自来水价格，来筹集更多水务资金，并能提升民众的节水意识。
相关专家认为，城市供水安全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保护水源，而江河湖泊则是中国城市最主要的城市水源，最后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保护好被工厂包围的江河湖，坚持饮用水源保护绝对优先的底线。
有评论称，中国主要依靠牺牲水环境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 即使后来耗费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却收效甚微，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片面追求GDP增长，而中国长期形成的无偿或廉价的环境使用制度，导致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被“外部化”，隐蔽了环境的真实成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为追求GDP不顾流域环境现状和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粗放发展，留下沉重的资源环境包袱，却要下任或下游地区为其埋单。
中国环保部曾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实行“流域限批”。但该部门试图推行将经济增长捆绑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综合考评的绿色GDP遭到地方政府激烈抵抗，最后搁浅。
云南媒体称，阳宗海流域涉及昆明、玉溪两市，宜良、呈贡、澄江3县行政区域，省水利厅设立有阳宗海管理处。“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的体制弊端在这次污染事件中得到暴露，将促使决策层下决心解决“多头管理”体制，加快阳宗海周边地区区划调整。
2005年，中国水网曾就吉林污染松花江导致哈尔滨停水事件呼吁国务院应该直接对重点流域设置流域管理机构或临时流域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域管理协调机制，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的第一责任主体，具有在水资源和水环境领域监督、协调和检查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
2007年，国家耗时10多年斥巨资治理的“三河三湖”又被重新污染。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当时直言中国流域“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分割治水管理机制已经无法解决持续恶化的水污染，应该尽快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流域污染防治机制和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而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张寿全在2008年提交议案，建议国家在水利部的基础上成立“水务部”，使涉水的事务在某一方面做到统一管理，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水资源管理的各种壁垒，最后建立水源—配水—治水—供水一线的水务管理模式。
评论说，就在多方谋划如何保护水源的争论中，水污染这条狗又突然跑出来，咬国家一口。
锦业公司多年来纳税1100多万元，但它却令云南损失惨重——这一个得不偿失显然令人懊恼。省委书记白恩培说“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上看，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发展，这笔账非常不划算”。
在互联网上，阳宗海砷污染事件被描述是一个人透支健康埋头赚钱，后来又不得不拿出钱来治疗伤病，人和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由此真正被珍视。
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称，阳宗海污染事件是一个以牺牲环境、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个别企业利益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官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教材。
10月28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检查落实《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时称，如果不能让民众喝上干净水，再高的GDP也不算科学发展。
云南已经在全省开展了一次专题案例教育。阳宗海用来帮助该省官员学会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悲剧再度上演，或可被中国其他地区引以为鉴。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作者：邓飞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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